胡锦涛主政后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张，也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谋求社会的和谐。2006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去年秋季召开的十七大上更是把和谐社会的概念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还要着眼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否定经济一边倒的发展模式。协调就是把各方面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保持良性互动，否定某一地区的突出增长。可持续就是指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否定可能带来环境、能源问题恶化和贫富悬殊的增长模式。
如果把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夜的30年称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时代，那么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年就是先富论和市场权贵经济时代。在先富论的影响下，30年间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权贵阶层的“小康社会”，但是其副作用也在各个层面积累下了严重的问题。如果对这些问题放任自流，势必要在将来付出更大的代价，以致保证不了不重蹈苏共解体的覆辙。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再继续坚持先富论或按权贵阶层思路去改革了。中共需要一种能够取代邓小平先富论的新的国家指导理念。
农村中，有1．8亿人进入城市和乡镇企业打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劳动，剩下的3．1亿人继续务农。但是从目前的耕地面积计算，所需的劳动力仅为1．7亿人，也就是说农村现在拥有1．4亿之多的剩余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经济成果完全落入官商联姻与官学勾搭的权贵们手里，而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无权势的人。
由于法律没能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充分的保护，致使强征和乱用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估计全国有近5000万农民因此失去了土地。如果丧失了耕地，他们只好移居城市，但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很难找到工作，没有城市户口又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公共资源与行政服务。
面对这种事态，中国政府于2006年划拨特别财政支出用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实施了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良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解决农村问题的综合政策。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往往对中央阳奉阴违，既得利益分子是决不会爽爽快快让利于民的。亲民政策很难不折不扣的落实。而且从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的深刻性（即根深蒂固的毛泽东“城乡分治”政策）来看，解决起来绝非易事。
另一方面，受惠于先富论的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着堆积如山的问题。华南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作为出口产业中坚力量，一直以来都得益于在恶劣劳动环境下工作且工资成本低廉的打工者。如今支撑中国出口的正是在特殊制度下诞生的成本竞争力。随着工资提升、合同法实施，加上原材料日益紧缺而涨价，这种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
胡温班子的忧患意识更基于对贫富悬殊引发的官民对立日益严重的了解，近年来群发性事件此起彼伏，且规模如瓮安事件实在惊人。中央尽管络绎出台了限制官员霸道、特权和官僚主义的规章制度，对腐败的制裁措施可谓大下决心。但是一党专政的权力垄断机制下反腐与监督，等于让他们自己反自己、自己监督自己，效果多半是摆摆虚架子、走过场。
所以，不管是经济上解困，治理污染，还是对官员的监督，及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重整思路，深刻领会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而在政治上也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国共和解与合作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让既得利益的权贵集团在有效的监督下成为新时期的“开明地主”。胡温同时看到美国对此思路---国共携手，中国走向多党政治，是乐观其成的。美国在伊拉克的表现，今天已证实它不是霸权主义的行径，是中国可以信赖的朋友。美中之间原来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反对中共用武力占领台湾；一旦国共携手合作，这一矛盾也就不复存在。这就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场景：中共为京奧开幕举办的国宴招待会上，出现了胡锦涛夫妇、布什夫妇、胡伯雄夫妇、宋楚瑜夫妇同在第一桌举杯庆祝的场面。这一友美亲台的图景，无疑是反映了今后中共内政外交的走向的。
章文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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